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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端午节，四川西昌的一位男子穿汉服，高声吟诵屈原的诗作，随即跳入河中。男子称自己是汉文化爱好者，此举是为纪念屈原。2017年端午节他第一次跳河是应电视台拍摄屈原跳江节目需要，自己已连续3年穿汉服跳河。今年来现场围观及上传视频的人，都远远超过往年。
你对此有何看法？选取一个角度，自拟题目，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：文体不限，诗歌除外。
范文：
激情的奴隶
身着汉服吟诗跳江，无论是出于心中对楚大夫的一腔热忱，还是出于哗众取宠、博人眼球的目的，那一刻那个男子都是被激情所捕获，成为其激情的奴隶。
身旁众多眼睛看着自己，跳了，要跳了！那汹涌的湘江，那幻灭的美政理想，那水深火热中的人民！男子的内心中这些场景不断翻滚，随后跳跃而下。我们不难发现，男子与《生活在别处》里的雅罗米尔是何等的相似，那个自诩为诗人的疯子，那个被激情之火烧干了的灵魂。
“人类的本质是一团欲望，得不到满足便痛苦，得到满足便无聊。”叔本华此句旁敲侧击地点出了人类与激情相伴相生、不可分割的微妙关系。诚然，人类离不开激情，保罗钢铁般的意志难道不是用激情之火炼成的吗？还有那巴黎公社的暴动，俄国十二月党人的意念，斯特里克兰追求月亮的决心，都是人类本质的激情在行动上的延伸，或化为革命的热忱，或化为艺术的热忱，熊熊燃烧着的激情撑起了人类一项项伟大的事业。可以说没有激情，当今的人类文明也不复存在。
那么让我们看看那个身着汉服吟诗跳江的男子，或是雅罗米尔，他们是哪里出了错？
我想答案应该是这样的：他们没有成为激情的主人而为其所捕获，是主体与客体的反转，内心激情与现实生活的一种错位。
雅罗米尔生活的时代是斯大林时代，一个“诗人和刽子手共治”的时代，在全国政治范围内的狂热之下催生了他内心对诗歌的渴望、对伟大不朽的渴望，他是不知道如何处理这种激情而被烧昏了头的，于是走上一条自以为伟大，其实与生活错位脱轨的道路。
而那位男子生活的时代是我们当代，信息时代的快捷与浮躁成了他激情的催化剂，那个拍摄屈原跳江节目的电视台，那些围观并上传视频的群众，像是猛烈摇晃的啤酒，最终产生了浮于表面的激情的泡沫。对汉文化的热爱不应以有生命危险的方式去表达，为满足群众的猎奇心而化为激情的奴隶更是不可取。但那位男子迷失了，他迷失在摄像机的镜头和围观群众的一双双眼睛里，从这个角度看，或许迷失的人是我们。
那位男子的故事不该重演，雅罗米尔的悲剧也不应有延续，心有千军万马而身伴明月皎皎，或许才是一个人与他的激情之间最好的关系吧。
范文二：
为了纪念的纪念
鲁迅曾提笔写下《为了忘却的记念》，今我拾人牙慧，写一篇“为了纪念的纪念”。
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，人们的精神食粮也在不断的更新中。一方面，中国的传统文化鲜有人问津；另一方面，对传统文化的“破冰”行动也应运而生。这看似是一件好事，但其中不乏为了纪念而纪念的东郭先生。
正如那位端午节吟诗跳河的“假屈原”，他的壮举果真在纪念那位“虽九死其犹未悔”的屈原么？当屈原挥笔写下《天问》、《离骚》，他有想过自己构筑的理想王国会在汨罗江中分崩离析么？屈原跳江，饱含理想破灭的绝望和对生命的诘问。这种境界，试问又有几人能达到！把跳河作为博人眼球的手段，着实有愧于屈原的呕心沥血。
除此之外，那些看客同样充当了跳梁小丑的观众。他们上传视频，并伴有一句“吾将上下而求索”，自认为纪念了屈原，又有何意义。
哲学家曾说：“存在即合理。”这些浮于形式的纪念，其后必然有它兴起的道理。我想，流媒体的广泛推行也许是其一大推力。以前人们纪念某位文人，可取的不过是把他们的书捧起来复读之，然后感叹今非昔比，纪念这位伟人离去。反观现在，打开手机便是各种对先贤的模仿、恶搞和再创作，但求一种心安理得罢了。
但我们应清楚一点，媒体并非不能作为学习传统文化的助燃剂。央视的“汉听”、网上的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，都实实在在地消融了我们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冰墙。因此，一看到娱乐与文化相融合便侧目而视同样没有道理。
在娱乐和消费占据主车道的今天，文化不可避免地被包装，从而进入大众的视野。只要包装后不是“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”，只要观者不“取椟还珠”，那么其中的文化内涵就得以传播，殊途同归。
狂放飘逸的李白，不须进酒杯莫停；纪念以笔代枪的鲁迅，不必以血荐轩辕。林清玄在纪念李敖逝世时，也只是如数家珍般写文叙述与李敖之间的二三事。但那种纪念，是否比穿汉服跳河来得更刻骨铭心呢？纪念是为了传承古人的一种精神，一个文化符号，而不只是单纯的模仿。
为了纪念的纪念，我们保存下一滴水。为了传承的纪念，我们留下的是一汪清泉，生生不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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